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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为什么没能去成延安?(组图)



  编者按2014年9月,学者汤一介先生去世。在去世一年多后,汤先生尘封12年的一部书稿《我们三代人》经过整理后首次出版。全书以三个部分分别叙述了作者的祖父、父亲,以及作者自己的身世经历、人物关系、学术著述等内容,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出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的政治命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学术的传承守望。对于自己,汤一介力持客观、自我解剖的态度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学术生涯,将一生悲欢得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沉浮、始终孜孜以求的学术历程等完整地呈现出来。

  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刊载汤先生夫人乐黛云先生为该书撰写的前言,以及书中汤先生回忆当年投奔延安未果的经历。

  汤一介先生年过七十以后,一直想对家人和自己的经历做一些回顾,给世人留下一些真实鲜活的思想和史实,但苦于没有完整的时间,只能在工作之余断续写成若干片段。写了三年,他终于在2003年完成了这部辽宁某出版社约稿的《我们三代人》。遗憾的是等了近半年,出版社的回音却是必须对二十余处进行删除或修改才能出版。汤先生不愿违心屈从,宁可将书稿放进抽屉,束之高阁。没想到书稿在抽屉中一睡就是十余年,直到先生离世。

  2014年,先生生前开创的,以结合儒释道三家之力传承中国文化为宗旨的什刹海书院,秉承先生遗志,开启了编撰《什刹海书院导师口述史丛书》的重大学术工程。这是先生在世时即与书院领导共同策划的一项重点工作。先生离世后,这项工作陆续得以展开。今年,继爱新觉罗·启骧先生口述史出版之后,汤一介先生的《我们三代人》的出版随即提上日程。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特别是在书院总策划和出版社编辑的艰苦努力之下,这本书的编辑工作终于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并在先生逝世周年时得以准时呈现在大家面前。

  我认为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首先在于它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真诚的对祖国和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汤先生的墓碑镌刻着他最后的遗言:“我爱我的祖国就必须爱我的祖国的文化。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珍惜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我和他在国外常被朋友们问起:“你们在国内受过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为什么你们仍然肯定她?”汤先生总是回答:“因为毛主席在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亿万人民百年的梦想!也是我坚定不移的梦想!”

  这本书的另一个价值就是它的真诚,不回避问题。例如当年听从党委分配,他曾参加了所谓的“梁效”。本来,时过境迁,三十多年前的事,至今并无结论,不说也罢。但是,他认为:“任何人在他的一生中总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些错误会得到别人谅解,甚至自己也可以原谅自己,但是有些错误是不会得到别人谅解,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我参加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即梁效)是属于后一种情况。这事虽已过去近三十年,组织上也不作结论,但在我心中总是一个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交代。”他在书中用了一万多字,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前后后做了详细的交代,并不回避自己的责任。

  最后,这本书的价值还在于作者以不偏不倚的近于中性的忠厚立场记载了许多与他同时的人物、事件和场景。作为在他身边共同生活了六十三年的伴侣,我可以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作忠实的见证。

  1943年春,我和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在联大附中读初二,还有读初三的余绳荪,我们都对当时的训导主任、童军教官不满意,觉得他对我们总是另眼相看,这样使得我们更加对学习没有兴趣。一天,余绳荪向我们说:“有一本书叫《西行漫记》,读起来很有意思,是不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们几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一听,大家都很高兴,愿意一起读。当时,我们都住校,当然不能在学校里读。不知余绳荪怎样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我们就在那里读这部旷世奇书。我记得,我们租的房子是在一个小楼上,下面就是大街。

  余绳荪读《西行漫记》,我们几个人听着,这时我们才知道《西行漫记》是斯诺写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我们越听越感兴趣,对“革命”我们一点也不懂,但爬高山过草地使我们神往,而且让我们知道还有个地方叫“延安”,在那里领导着抗日,一定很有意思。其实,我在八九岁时就知道有个。那时我哥一雄在汇文中学读书,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常常把一些上面印着字的红红绿绿的花纸带回家。

  有一天,我问他这些花纸是干什么的,他说这是宣传抗日的。我又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干革命、抗日的。我还想问他“什么叫革命”,他有点不耐烦就说,别多问了,你小孩子不懂。当时我虽然不懂“革命”是什么意思,但“革命”两个字却在我记忆中了。

  1963年冬,汤一介之父汤用彤教授在燕南园58号寓所里怀抱孙女汤珊时留影。

  要去延安,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得弄到一笔路费,我们商量可以从家里偷点黄金卖了作路费。于是我们成了小偷。我从家里偷了一支金笔、一个金表、一个上面刻有我父亲汤用彤清华周刊总编辑的金牌,游宝谟偷了一副金手镯,其他人偷了些什么已记不得了。我们把其中一部分卖出,最值钱的当然是那副金手镯。我们做了一点简单准备就乘火车由昆明到曲靖,在曲靖住了一天,找黄鱼(就是运货的大卡车,他们可以私自载些客人)。

  第二天,我们坐上一辆运盐的大卡车前往贵阳。那时公路凸凹不平,十分颠簸,有很多急转弯,还有一个长达一二十里的大坡,在那里常常出事。坐上卡车,我们都很兴奋,一路有说有笑,中途停车时,就找饭馆吃饭。总算一路平安,到达贵阳已经天黑了。我们找了个旅馆,住下后就到外面去吃饭。

  吃完饭,回到旅馆,就看见有几个彪形大汉,我们一进来,他们就问我们,你们是不是由昆明来的×××、×××?我们不能说不是,因为我们在旅馆登记时都用的真名,这说明我们没有经验。我们只得说是。他们说:“你们收拾一下东西,跟我们走一趟。”我们问:“到哪儿去?”他们说:“到地方就知道。”

  我们只得收拾行李,跟着他们走。到那儿,我们才知道是“贵州省警备司令部”。这就是说我们被捕了。到那儿,已是半夜,就把我们关在一间小房子里。第二天我们才知道这里是侦缉队两间房子的里面一间。那几个彪形大汉把我们锁在里面就走了。虽然我们并没有表现得很慌张,但心里直打鼓,不知会把我们怎么样。

  彪形大汉们一走,我们就商量该怎么办。这时才想起,我们箱子里还有那本《西行漫记》,这倒使我们有点慌张了。不知谁看到我们住的小房间的地板有不少缝隙,我们就把《西行漫记》撕下,一张一张由地板缝隙塞入地下。并且大家商量好,都说我们因对联大附中不满要到重庆念书。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找我们一个一个谈话,他向我们说:“你们年轻不要信什么宣传,免得误入歧途。”又问我们平常看什么书,我说:“我喜欢看巴金的《家》、《春》、《秋》等等。”

  大家都胡编乱凑地说一些书名,有些我们看过,有些我们也没看过。但和余绳荪说话有点不一样,参谋长说:“你要知道,这是抗战戡乱时期,乱来是要枪毙的。”参谋长和我们谈话也没问出什么来,就把我们关着。每天都是侦缉队的人,要我们拿来钱,他们帮我们到外面买饭。有时我们还和他们聊天,我们问他们:“你们把我们关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又没有犯法。”他们说:“你们这些孩子,懂什么。”

  大概关了一个星期,忽然联大附中的教务主任魏泽馨来看我们,他说:“我是来接你们回昆明的。”这时,我们当然想回昆明,因为关在警备司令部不是什么好玩的。第二天魏泽馨把我们接出去,先带我们到贵州省秘书长郑道儒家。郑道儒给我们集体训话,无非是要我们好好读书,不要听信各种扰乱人心的宣传。好像他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

  次日,魏泽馨就带着我们返回昆明。一路还有一位穿着一身黑衣裤的彪形大汉护送着我们。回到昆明后,父亲并没有因此事责备我,反而拿出一封我们的几位家长给联大附中校长黄钰生的信,信中对联大附中提出了批评。

  延安没有去成,这本来就是一场幻想曲。今天想来,由昆明到延安,如果没有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是绝无可能的。延安没有去成对我也许是幸运的,否则说不定会在延安“整风”中呜呼哀哉!这大概是命运的安排。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应该相信“命”的,可我真有点相信在冥冥中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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